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方法与海洋》（2020）
摘要：本文研究哲学家、建筑师和物理学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作者断言，几乎所有战争都有一种领土性质。作者将这种世界观与对海洋思维进行了对比，后者认为地中海等水体是各大洲之间，乃至对立世界观之间的中介，同时起到连接和分裂的作用。然而，海洋连接的不是同质化，而是创造了距离。海洋是交流的重要前提，将所有多元性联系起来，成为普遍主义的替代物。作者继续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悖论，它面向特定个体的同时想象普遍的世界共同体。进一步，作者研究今天被互联网的想象力与象征力淹没的世界。他提出，世界主义是技术先进的世界共同体的适当表达，因为它有能力在个人和全世界、文化和技术产生的合成身份之间取得平衡。最后，作者在两部电影的启发下，对世界主义的另一种选择进行了简短的思考，他称之为世界伦理学，这是思想和行动的指导原则。
方法与海洋
Means and Seas
作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柏林艺术大学）
译者：陈荣钢
引用：Siegfried Zielinski; Means And Seas. Nk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Art 1 May 2020; 2020 (46): 40–54.
黑格尔（1770-1831）的基本观点是：“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程。”他在有关世界历史哲学的柏林演讲中，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该论点。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相对地，根据黑格尔的论证逻辑，物质的本质是重力，物质意味着非自主、依赖、劳役和奴隶。
在这位德国哲学隐喻大师的文本中，上帝的计划被描述为等级制度，其形式为一种清晰的分级结构。如果你把这种隐喻转化为一幅图像，那么你会看到“阶梯”——基督教文化中最基础、有力的古老主题。世界史“是最高形式之精神的神圣而绝对的展示——通过这个层次，它获得了它自身的真理和意识。”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和印度人等“东方人”只知道“君主‘一个人’是自由的”，而“虽然自由意识最早出现在希腊人身上，但他们和罗马人一样，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这“一些人”说的是达到人类文明最高水平的基督教欧洲人。
他写道：“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德意志民族最先意识到人之为人是自由的，精神的自由构成了它的本质。”该层次包含了过往所有的文明成就。
黑格尔将亚述/巴比伦、犹太和埃及划归中东，他认为中东实际上属于欧洲，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联系。“穆罕默德主义”（Mohammedanism）形成了东方世界和欧洲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它还将这两个世界与非洲联系起来，同时又将它们与智人起源的大陆分开。
“穆罕默德主义”是一个“接合点”（interface/Schnittstelle），起“连接”和“分裂”两种作用。根据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等人的艺术和世界观，欧洲和亚洲合并为一个称作“欧亚大陆”的领土。在黑格尔的视角中，这个模式应该从右到左理解；今天它要反过来从左往右理解——从日耳曼到中国，这是黑格尔无法想象的。
黑格尔出生前900年，法拉比（Al-Farabi，870-950）从叙利亚大马士革而来，在巴格达的“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发展出一套更有趣的知识文化演变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原则上可以适用于未来。
最能体现阿拉伯哲学家历史概念的形状是椭圆——一种循环的动态形式。这种形状从异教巴比伦的迦勒底人开始，经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到埃及，为希腊和希腊化文明的两个焦点（雅典和亚历山大）开辟了空间，尔后短暂地来到罗马，从那里到叙利亚，然后回到起点。当它回到起点，穆斯林巴格达的身份与许多世纪前的异教巴比伦完全不同了。诸如此类的循环有趣地替代了等级模式和线性历史学的进步信念。
然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和法拉比的动态模型都完全基于“领土”（territory）的思想建构。通常，领土指向统一性和普遍性。几乎所有文明史上的战争都是领土性质的。我们亟需一种替代领土思维的方法，将这种世界观与源于海洋思维进行对比。
按照这种思维，地中海是一个坐标，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它是各个大洲的中介，也是各种对立世界观之间的中介。正如犹太哲学家埃德蒙·雅贝斯（1912-1991）所言：“海中没有阶梯。”
思考普遍性和多变性的逻辑
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瑟格尔（Herman Sörgel，1885-1952）认真思考了“统一”（unification）的概念。1932年，瑟格尔的“亚特兰特罗帕”计划（Atlantropa project）主张把非洲和欧洲的资源、优势和能源集中起来，当时法西斯刚在德国掌权。换言之，在直布罗陀海峡筑坝，切断陆地与外部海洋的联系；降低地中海水位，扩大北非和南欧沿海地区的陆地面积，从而创造一个新大陆“亚特兰特罗帕”。
“亚特兰特罗帕”计划（Atlantropa project）
让地中海海水倾泻到北非洼地，在那里形成大湖，水位差利于发电。（1932年）
鸟瞰意大利（1932年）
在这个新大陆上，“中陆海”（middle land sea）将沦为一个死水坑，与任何海、太平洋或外面的世界都没有关系。
瑟格尔在引论“亚特兰特罗帕”计划时写道：“欧洲谨慎的政治家们害怕公海，他们只从事沿海的航运。”在他的世界观中，非洲富足的事物（如能源资源）将交给欧洲，而欧洲富足的事物（如劳动力和技术）将交给非洲。这全新、强大的“亚特兰特罗帕”大陆将通过干预性的技术政治和技术经济产生。
按计划，地中海盆地的新兴领土将工业饱和的欧洲与原材料丰富的非洲连接起来。（1932年）
我们也许认为瑟格尔的想法极其幼稚，会觉得不值得在世界主义的崇高下探讨它们。我最感兴趣的，是30年代阐述该项目的基本姿态，特别是海洋和领土的关系。瑟格尔以一种完全无视国家或亚国家身份的强硬姿态，从慕尼黑的角度重新安排了地中海世界，并激活了帝国主义，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深层意义和最重要的特征——有效的监管、平衡、节制、普遍。
在瑟格尔的想象中，这些社会特征被一个连接古老大陆纽带维系着。在早期的现代性中，这个纽带出现在一个由磁力和古老的电力驱动的通信网络链条上。
大西洋信风
至少从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开始，南欧哲学中就有一种多元逻辑，这种多元逻辑是异端思维、异质性和变异性的特定模式。布鲁诺来自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Nola），在他死于宗教裁判所之手的时候，那不勒斯是欧洲和非洲世界之间的一座大城市，是一个“接合点”。
那不勒斯被认为是离非洲最远的欧洲城市，这意味着它的身份仍然与非洲有关。那不勒斯以北，就是野蛮人的领土了。
在我们的当代话语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学会在最大限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ies）中进行系统性思考。它印刻在文化政治和艺术话语的议程上——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1901-1990）、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以及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30-1992）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元逻辑学”（metalogical）和世界观，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共同塑造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和艺术领域的话语。
为想象世界之必要而理想的相互联系，我们不应该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单一实体。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沿物理学家已经假定在平行宇宙中存在许多世界。最近，奥托·罗斯勒（Otto Rössler）又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各个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不透明的，因此我们甚至无法从经验上认识到任何其他世界。
领土和海洋视角下的思想，以及海盗思维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一节“世界史的地理基础”中说：“江河与大海不分离，而是联合在一起。”他尤其强调了地中海的联合功能。顺带一提，黑格尔只能理解内海。他和尼采不同，尼采去过海边，但黑格尔没去过海边，没见过大海，没闻过海的味道。
黑格尔的观点无疑是意识形态的。三大洲环绕的地中海是世界史的焦点，也是连接三大洲的纽带：“因此，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和先决条件，是地中海让旧世界变得有活力。如果没有地中海，世界史将不可想象。地中海就像古罗马或雅典的公共集会场所（forum）和街道，城市生活都汇集于此。”
我先想到了波兰艺术家、诗人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1892-1942）的话。在德罗霍贝奇（Drohobycz）的街道上，舒尔茨被奥地利党卫军杀害。他生前曾给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写信，表达了以下观点：
没人不同意“一致性”离不开“共识”。异端思想家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认为，“一致性”是最严重的智识与意识形态恐怖。把被强大的海洋打碎的单一领土重新连接起来，格里桑把这种做法成为“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
格里桑说这是“这种混合不可预测”。克里奥尔语是一种复合语言，从高度不同的各语言元素之间的接触中发展而来。在加勒比地区，基于法语的克里奥尔语是17世纪与布列塔尼和诺曼方言的接触中形成的，不过人们对它语法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人说它综合了西非黑人语言。
克里奥尔语同时被模仿和破坏，它和非裔美国人的英语之于“标准”英语的关系很类似。格里桑的德文译者贝特·蒂尔（Beate Thill）列举了一些语言的干预方法，如音节加倍、同音异义、转换韵律、某些词中故意迁移元音等。
格里桑从克里奥尔化的概念中提出的“关系诗学”，对应着一种完全由海洋及其运动、能量和行动塑造的世界观。2004年的“世界文化之家”（House of World Cultures）组织了一场会议，会上讨论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使之成为一个异质的跨文化空间。“牙买加诵诗（dub poetry）之父”林顿·奎西·约翰逊（Linton Kwesi Johnson）是与会的明星嘉宾之一。
在关系诗学的现实世界中，对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人工制品是快速而可靠的船只。在“世界性”（ mondialité/worldmentality）的概念中，航海是一种卓绝的文化技术，比如阅读风向的能力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在物质和文化意义上丰富世界的基本条件。
这是奴隶贸易的遗产，也是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52-1715）等海盗的遗产。他们的海盗活动和探索航行为现代贸易和制图学奠定了许多基础，参考墨西哥学者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著作《探路者：探索的全球史》（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威廉·丹皮尔的地图《新的环球航海》（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697）
去领土化：岛屿作为范式
我只想关注格里桑的一个观点。上世纪90年代，我从与他的讨论中了解到这个观点。一开始我天真地以为，格里桑对关系诗学的呼吁与加勒比世界的地缘政治局势紧密相关，并以为关系诗学的相关性应该局限在没有任何地面联系的破碎领土世界。可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岛屿已经成为描述领土内关系的主要范式，甚至成为新的政治乌托邦。
在遥远的东南亚、近东和南美，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大城市和城市间的大联合体中。城市本身是文化、经济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作为统一的领土，城市的身份不一致。没有什么总体规划，能做到圣保罗、上海和新加坡这样就了不起了。不过恰恰相反，这些城市的发展就是碎片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它们是特殊的城市岛屿，是动荡的社会和空间变化的结果。
这些城市岛屿不再主要由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连接，而是主要通过电信网络连接。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中所言，电信网络只能连接过去和现在业已分裂的东西。
岛屿是当代“都市性”（urbanity）的典型模式。我们近距离观察那些在岛屿内、岛屿间移动的个体，会发现类似岛屿的生活设计或计划，符合私人流动的范式。人们装配上电子的“快乐套装”，就像奥斯瓦尔德·维纳（Oswald Wiener，1935- ）设计的“生物适配器”。
奥斯瓦尔德·维纳（Oswald Wiener）设计的“生物适配器”
办公室和配套的管理学无处不在。包括艺术生活在内的生活被纳入行政管理。人造物已经成为生物生命形式的亲密附属品，它们帮助我们应对技术-逻辑的现实，并我们在其中找到位置。这些人工制品是我们在世界中和谐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地中之海，世界之海
1986年，威廉·弗鲁塞尔（Vilém Flusser，1920-1991）发表题为“方法与海洋”（Means and Seas）的演讲。从欧洲人的角度看，那不勒斯湾“光芒四射”、“轮廓分明”，非洲和欧洲似乎在这里相遇。
弗鲁塞尔还说：“由于地中海的文化价值，也由于我是犹太人——我的内心深处藏着地中海的遗产，因此我不能对地中海和贯穿它的众多轴线采取不同立场。”
在旧世界，海洋比领土更能发挥文化、宗教、科学之间接口的作用。这也是世界尺度的投射，让我们再次聚集在地中海。
旧世界最重要的分裂不是“南”和“北”，而是“西”和“东”。伊奥尼亚海（The Ionian Sea）连接着亚洲、阿拉伯、非洲和欧洲的世界，连接起东方和西方的知识文化，同时也将它们分开。
在欧洲，所有对竞争性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都是在腓尼基、亚历山大、巴比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世界之间悬而未决的动态关系中产生的，如基于数学的音乐理论、现代字母、作为基本数学方法的代数和算法、二进制代码，等等。透视思维产生于希腊的数学、几何学与阿拉伯的算术、实验和天文学的碰撞。可编程音乐自动机的概念是巴格达、亚历山大和雅典这些岛屿之间的文化深层联系的结果。
在过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中，海洋也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它既连接又分裂。不过，当人们谈论海洋的时候，显然强调的是分裂。它不是为了同质化而连接，而是创造距离，作为真正交流的重要前提，从而将所有种类的多元性联系起来。在一次谈话中，格里桑曾向我强调，加勒比海地区唯一具有统一力量和意义的联系是沉没海底的奴隶贸易的链条。
新世界主义？或世界伦理学？
世界性的态度或身份可以用一个悖论来描述。一方面，它面向特定的个体；另一方面，它面向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共同体，面向普遍性。在康德（1724-1804）的著作中，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以一种能够塑造身份（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方式凝聚在一起，但这仍然是一种极致的平衡行为。在普遍性之下，各种社会性的中间地带都很有限。
黑格尔来自斯图加特，死于柏林，这位德国哲学大师探究了领土和普遍世界观，但从未走到比瑞士伯尔尼更远的南方，甚至没有翻越过阿尔卑斯山。康德来自东普鲁士，是德国哲学史上最崇高的世界主义思想家，但只离开过家乡柯尼斯堡（Königsberg）数英里远。他一辈子都围绕出生地打转。
与其他德国哲学家不同，尼采使思想中的“走出去”成为可能。他在热那亚发展出辉煌的思想，在那里他获得了海洋的知识。尼采还去到西西里岛的墨西拿（Messina），如果瑟格尔的跨撒哈拉火车修建成功，那么车站将在这里。
无论哪种海洋都不能只靠想象力来把握。要让人了解海洋的复杂含义，需要付诸感官体验。可是，伟大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思想家们却试图通过假设的整体性或统一性来克服狭隘。
墨西拿（Messina）
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个体与整个世界之间取得极致的平衡；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文化身份与技术身份之间取得极致的平衡。
或多或少，世界主义的实际概念是对技术先进的世界共同体的充分表达。远程连接产生新的社会关系，这难以把握。互联网的非地方性提供并产生了超越阶级、种族和政党，超越约束性或强制性的社会、文化、政治运动的永久性身份——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试图定义的一种特殊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我相信世界伦理学（cosmoethics）比世界主义更有价值。政治是一种极致的综合体，它总是可再分的。另一方面，伦理学是思想和行动的指导原则，是不可分的。
西方歌剧院的勇敢创新者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1957- ）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千禧年后不久，他邀请了七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跨国艺术家，为2006年维也纳“莫扎特年”节创作新的电影作品。这项委托在美学和世界观方面非同寻常。这些作品将是大胆、勇敢的，之如这位奥地利天才作曲家的晚期歌剧。
电影导演来自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拉圭、泰国、乍得和南非。从维也纳的地理位置来看，他们都来自遥远的东南和南方。
马哈曼特-萨雷·哈隆（Mahamat-Saleh Haroun，1961- ）是来自乍得阿贝歇（Abéché）的导演，他在这个饱受内战摧残的国家创作了影片《旱季》（Daratt，2006）。在这部令人惊叹的作品中，哈隆没有将镜头对准敌人的坦克和枪支，并拒绝与全球新闻机构和电视台的普遍观点相勾结。
乍得电影《旱季》（Daratt，2006）
相反，哈隆将他对无情的紧张局势的看法作为伦理和政治乌托邦，致力于阐述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故事是关于复仇的文化义务和巧妙地拒绝复仇的可能性。影片是关于怜悯和仁慈的，这种怜悯是无可比拟的。这样一来，电影就变成了一部非常特殊的“天堂机器”。
泰博霍·马拉斯（Teboho Mahlatsi）的电影《牧羊少年的奇幻风琴》（Sekalli le Meokgo，2006）是一个了不起的南非童话故事。80年代末，在学校影院阅遍意大利西部片的马拉斯搬到约翰内斯堡学习电影。2007年，马拉斯拍摄了自己的南非西部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南部片”）。
南非短片《牧羊少年的奇幻风琴》（Sekalli le Meokgo，2006）
《牧羊少年的奇幻风琴》片长仅16分钟，是一部有争议的电影。它是马拉斯对莫扎特歌剧《魔笛》（The Magic Flute）的特别诠释。影片讲述了单相思、受害者、权力的残暴、反抗、南非风景的惊人之美，以及最重要的，音乐和宽恕的救赎力量。
马拉斯在莱索托山区取景拍片，对南非人而言，这是一个异常神秘、诡奇的地区。大多数演员来自塞蒙孔（Semonkong）的小村子，时间在那里静止了。出名的演员只有穆杜兹·玛巴索（Mduduzi Mabaso），他曾出演过《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2005）。
克服二元逻辑是多元性逻辑的公开目标。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实践不仅仅是一个好想法，而且要与不同的现实保持密切联系。